Dream, Imagination and Existence

耐人寻味地,「逻辑的研究」跟「梦的解析」的诠释学出现在同一时期。主导这些研究的第一与第六部分的分析的严谨里面,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象征与符号的理论吗?由于它的必要性,它重新找回跟意象的意义的内在性?

精神分析曾经将「象征」这个术语,视为是当下有效,并没有尝试发展它或除掉它的限制。弗洛依德所谓的「梦的意象的象征价值」,他心中构想的有两个相的不同的事情。一方面,他构想这套客观的指标,代表意象的暗含的结构,早先的事件,始终沉默的经验。形态的类同,动力的类似,音节的认同,以及各种的文字遊戏,这些都组成在意象的如此多的客观的索引,如此多的提示,对于在意象的多彩多姿的充实里,它没有展示的东西。

在另一方面,有全球性的重要联接,作为梦的材料的意义的基础,并且组成它,作为乱伦欲望的梦,婴儿被压抑的梦,或是回归与自恋发展的梦。这套索引能够无穷尽地繁复,随着意义前进与统合,它因此无法跟意义混淆。它们的出现,沿着推论的可能性的途径,这些可能性从来没有超过重新建构潜在内容或原先意义的方法。至于意义的本身,它仅能用全面性的理解,才能够被启明,因为凭借它自己的运动,它作为梦的意象的象征的价值。这两种东西的混淆会让精神分析家倾向于将梦的形成的机制,描述为重新形成的方法的倒转与相互关系,将意义的成就,跟指标的推论混淆。

在「逻辑的研究」的第一部分,胡赛尔合宜地区别指标与意义。无可置疑,在表达的现象学,这些被混淆,甚至我们倾向于混淆它们。当某个人谈话,我们理解他说的内容,不但凭借有意义地理解他使用的这些文字与他运用的句子结构,但是我们也让我们自己被声音的节奏所引导,这个节奏时而调节颤栗,时而形成我们藉以体认出愤怒的僵硬与激昂。在这个全球性的理解,这两种态度,如何多么混合,它们并不相同。它们是相反而且互补,因为尤其重要的是当文字开始让我捉摸不定,受到距离,噪音,或声音的尖锐所扭曲,指标的推论变得比对意义的理解更加佔优势。声音的语调,文字的强调,不时的沉默,甚至文辞的失误,都将引导我,而且让我假定我的对话者正愤怒地自抑。

指标的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,仅是以次要的方式,凭借使用指标作为标记,指称,或代表的意识的模糊的路线,它才获得意义。

我看见雪地上有某些的空洞,某些的规律形状的星体形状•,某些晶体的阴影。假如你是一位猎人,你将会看出兔子的新的痕迹。我们在此拥有两个生活过的情况。假如我们说,其中一个情况包含更多的真理,这是无稽之谈。可是,指示的本质被展示在后者,而不是在前者。仅有对于猎人而言,这颗星体形状是被压挤进入雪地,譬如作为讯号。这并不意味着,猎人拥有比我更多的联想材料。这个兔子的意象跟他的感觉联接,这是我在相同的情况所欠缺的。这种联想从指标的结构的关系演变而来。联想仅是用完整的笔划重新联接结构的虚线,这个结构的虚线在指示物与被指示物的本质已经被给予。「联想提醒内容回到意识,但是留置意识给内容,为了跟特定的内容联接一块,依照它们的个别的本质的法则。」

但是这个基本的结构。心理的时刻依靠的东西,它本身依靠什么呢?它依靠一个存在的实际的情况,或是将会存在,或已经存在的情况?雪地上的痕迹提到刚刚跳离开的真实的兔子,这个颤斗的声音,依照它的调解,指示爆发的愤怒,或是正在上升的愤怒,或是勉为其难地自抑与强作淡定。虽然为了要成为意义,这个真诚的迹象,并不需要依靠任何客观的情况,当我发表「兔子」这个字词。我可以提到跟乌龟競走的兔子。当我提到我的愤怒,我谈论洶涌的激情,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激情,除了强装出来,或是在戏剧里。「兔子」与「愤怒」的这些字眼是有意义的,尖锐的声音,在雪地被印记的痕迹,是指标。

严谨来说,梦的现象学一定要区别这两种指标的因素,它可能替精神分析家指明它们代表的一个客观的情况,以及从内部形成这个梦的经验的重要的内容。

但是什么是有意义的内容?它跟想象的内容有什么关系?在此,「逻辑研究」的某些分析也能够充当是一个出发点。如同精神分析所为,这是不合可行的,让意义与意象之间的当下认同在象征的独特观念里统一。意义的行动的本质,或它被具体表现的意象结构,必须在文辞的表达到超越之外,甚至以前寻求。

说明,想象,感知的行动太过于繁杂,意义无法时而在这里,时而在那里,穷尽它自己。我们必须选择一种感知,将意义的功能归属于处处都一致的单一的行动,或归属于免除感知的限制的行动,后者往往是欠缺的。

什么是这个基本行动的特性呢?从负面而言,我们立即看出,它无法在于联结一
个或多个意象。如同胡赛尔注意到,假如我们想到chiliagon,无论如何,我们
想像一个具有多边的多边形状。更加正面而言,意义的行动,即使是最受阻碍,
最基本,在感知内容最受约束的行动,都可以展开进入一个新的地平线。即使当
我说这个斑点是红色,或甚至在这个宣称,「这个斑点」,即使当我欠缺这些字词,
我用手指指着我前面的某件东西,瞄准目标的行动被形成,它中断感知的当下地
平线,并且揭露这个经历过的感知的意义化本质:指明这个东西的意义的行动。

这个行动无法被「某个判断的行动」所定义(如同我们的例子足以证明),
而是要从意义的指明,所被瞄准的东西的理想的一致性。每次这个意义的行动被
更新,这个一致性都一样,无论是用什么字词,什么声音,什么样的墨水写在纸
上表达它。这个象征符号的意义并不是某个个人生活经历过的特征,并不是重复
发生的特质,并不是认同地重新出现在自己身上的某特特性,如同胡赛尔所说」,
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理想的内容的面前,它呈现它自己,通过这个象征符号,作为
意义的一致性。

但是假如我们并不想要将意义的行动还原成为仅是意图的目标,我们必须再深入。我们应该如何构想这个瞄准目标的经过,进入一个它被具体表现的有意义的充实?我们应该彻底地遵循胡赛尔的分析,并且承认一种辅助的意义的行动,在「逻辑的研究」的第六章所谓的「实现的行动」?这基本上仅是要替这个难题正名,给予它一个地位,在意识的这个活动里,但是并不是要找到一个基础。

无可置疑,那是胡赛尔在重新订正「逻辑研究第六部分」时所感觉的东西,他在1914年所准备的。通过这个文本,我们能够瞥见意义的现象学是什么样子。完全相同的特征表现一个象征符号的特色,(譬如,数学的符号),一个字词,或一个意象,无论这个字词或这个象征符号被表达或是被书写,无论我们沉醉于一连串的辞说,或想像的梦想,某件新的东西从我们外面出现,跟我们预期的东西稍微有所不同,凭借想像材料提供的这种抗拒,无论是文辞或象征的材料,而且也凭借现在被形成作为有意义的这个东西所提供的暗示:凭借实践它自己,在这个能指化的实际行动,意图性的虚拟展开在新的虚拟之上。实际上,这个实际行动被定位在空间与时间的内涵里,文字被铭记在我们周遭的世界,并且指向处于文辞暗示的地平线的言说者。在此时,我们理解意义的行动本身处于它的悖论性质的地方,作为一个文化的客体,或是想一个意象,它呈现它自己,作为一种伪装的感知。这个意义的行动运作作为一种主题的活动,在那里,「我言说」,或是「我想像」被启蒙。文字与意象用第一人称来结合,就在它们达成客体的形式的时刻。无可置疑,这是胡赛尔的意思,当他写到关于语言。

有件事是确定的、、、所指参与这个行动的完成。言说的这个人不但产生
文字,而且产生文字完整性的表达。

最后,现象学的分析启蒙的,就是这个表达的行动本身,在意义的结构的繁复性之下。

在许多方面,我们觉得这是基本的。跟传统的解释相反,我们并不觉得,意义的理论是胡赛尔的意识的视觉意象论的最后定论。事实上,它在始终保持被遮蔽的表达理论达到高潮。但是对于这个表达理论的需要仍然存在于分析的整个过程。我们可能会惊奇,现象学从来没有朝著表达理论的方向被发展,它被留置于阴影当中,受到充分启蒙的是意义的理论。但是无可置疑地,仅有凭借超越现象学,表达的哲学才有可能。

在此时,我们应该注意一件事。我们遵循胡赛尔所曾经描绘的这整个现象的分析,要求完全不同的精神分析的句法解析,关于象征主义的事实。实际上,它将建立一个基本的区别,在客体的指示灯结构,与能指化的行动的结构之间的区别。或者,稍微延伸一下,它将会在归属于病征学的东西,与归属于语意学的东西之间,尽最大可能拉开距离。

对比起来,精神分析曾经总是混淆两个结构,凭借交叉的参照客体的迹象及在解析过程之内的巧合。结果,弗洛依德学派的精神分析仅是看见一个人为的关联,在意义与表达之间。换句话说,欲望的满足的幻觉的特性。相反地,现象学让我们能够重新捕捉意义,在作为它的基础的表达的行动的内涵里。甚至,一个现象学的描述能够让意义的存在彰显出来,在一个想象的内涵里。

可是,它若因此以它的表达的基础还原面貌,意义的行动会跟任何形式的客体的指示隔离。每有一个外在的内涵能够让它还原它的真理。它负载的时间与空间仅是一种立即消失的犁沟。还有一些则是仅以理想的方式,被牵涉到表达的行动的领域,并没有跟真理遭遇到可能。理解某件事或某个人,因此仅有作为重新理解内在性的模式,以新方法驻居于表达的行动,在它里面重新恢复自己的方法,而不是企图根据它本身的价值,定位它自己,这在现象学这才会是可定义的。这个认知的问题在任何意义的心理学变成是核心问题,它位于任何心理病理学的核心。沿着纯粹现象学的脉络,并没有解决它的原则。对于这个不可能,雅斯培所受困扰最为严重。他甚至仅是凭借沟通的神秘,才成功于证实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。

现象学曾经成功地让意象言说;但是它并没有给予任何人这种可能性:理解他们的语言。

我们若是定义这个问题,作为生命实存的分析主要主题之一,将不会是太过离谱。

现象学确实曾经启蒙所有意义的表达的基础。但是证实理解的这个需要,暗示着要重新融合客体指示的这个时刻,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曾经详述的时刻。

为了找到这个基础,指示的客体的结构,意义的组合,与表达的行动三者共有的基础,这是现象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双重传统所提出的难题。从胡赛尔与弗洛依德之间的面对,出现一个双重的难题:需要一种解释的方法,让表达的行动完整地还原它们的原貌。解释的旅途不应该停止在精神分析曾经专注的文辞的系列。它应该继续到决定性的动作,在那里,表达让它自己客体化,在指示的基本的结构。所需要的不仅是验证:它需要一种基础。

意义被编织一块的这个基本的时刻,是宾万吉在「梦与存在」,尝试启蒙的东西。

我们将会受到谴责,因为在这篇文章,我们不仅逾越胡赛尔与弗洛依德的文本的内容,而且因为从整个材料当中,建构出一个宾万吉从没有说明的难题。这个难题的主题,在他的文本里,甚至没有被暗示。以为们之见,这种谴责并无多大意义,因为我们犯过足够错误,让我们相信历史,即使这是有关生命实存的问题。我们并无意要呈现一个圣典诠释学,而是要解析一个客体的意义。我们相信,宾万吉的研究,足够重要载负起这样一个意义。那就是为什么引起我们注意的,仅是它的真理的难题。在他的文本,他替他自己建立的难题将会被发现。就我们而言,我们想要指明他正在回应的这个难题。

雄伯译
32hsiung@pchome.com.tw
https://springhero.wordpress.com

Leave a Reply

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:

WordPress.com Logo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.com account. Log Out /  Change )

Google photo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. Log Out /  Change )

Twitter picture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. Log Out /  Change )

Facebook photo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. Log Out /  Change )

Connecting to %s


%d bloggers like this: